美国通过改变文化与系统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导读

Foreword

插图：胡安·贝尔纳博（Juan Bernabeu）

根据全国心理健康网（National Healthy Minds Network）的调查，2013年仅有17%的大学生表示感到焦虑，而这一数字在2018年上升到31%，同期报告的抑郁症发病率增长了68%。在高中阶段，2019年每三名学生中就有一名表示持续感到悲伤和绝望，比2009年增加了40%；每六名学生中就有一名表示自己制订了自杀计划，比2009年增加了44%。2007年至2018年间，10岁至24岁人群的自杀率也上升了 57%。

公共卫生局局长在其发出的警告中解释道，这些数字不仅仅是意识提高或报告数量增加的结果。除了学业压力，如今学生还感受到了气候变化、枪支暴力、种族主义和收入不平等等看起来棘手的社会问题的压力。此外，他们还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穆尔西在随后的公告中特别指出，社交媒体使普通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增加了一倍。

新冠大流行只是加剧了持续存在的心理健康危机，并暴露了青少年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心理健康倡导者、前美国众议院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表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临床医生来说，青少年的孤立、失调和痛苦可能并不令人惊讶。但对于其他公众来说，新冠大流行唤醒了大家对所有这些事情的认识。”

在2020年春季新冠大流行之初，美国支持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杰出非营利组织杰德基金会（JED Foundation）与一位资助者谈到了他们面临的危机。杰德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菲（John MacPhee）回忆这位资助者当时说：“现在，大量资金将投入心理健康领域，不是为了支持那些为生存而挣扎的非营利组织，而是那些试图迎接挑战的组织。你们愿意迎接挑战吗？”麦克菲回答道：“是的，我们愿意。”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杰德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工作人员从40人增加到80人，帮助450所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支持工作。基金会还为高中、学区和社区学院推出了平行项目，并成立了政策发展部门。在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于2022年提供的1500万美元的支持下，杰德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其支持的高校学生数量增加两倍，目标是为50%以上的学院和大学提供支持。

高等教育学生事务管理人员协会（NASPA）主席凯文·克鲁格（Kevin Kruger）表示，高校管理人员认为心理健康是他们的头号问题。克鲁格说：“约翰·麦克菲可以拿起电话与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交谈，因为他们之间有共识和信任。”同时他也表示“外面有太多噪音”，在最近充斥着营利性企业销售远程健康咨询和其他服务的市场背景下，“杰德脱颖而出，因为他们已经运营了25年，你知道他们不会消失”。

自2000年成立以来，杰德一直鼓励高校利用一整套基于研究的计划、政策和公众传播策略来保护学生的情绪健康并预防自杀。在二十年支持此类工作的过程中，杰德逐渐认识到，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就必须亲自而非通过中间机构采用相同的策略，以保护所有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如今，杰德采用了一个整体的系统变革框架，可以此作为其他组织的示范。

▍空军模式

1998年，唐娜和菲尔·萨托（Donna and Phil Satow）的儿子杰德（Jed）在寒假回家期间自杀身亡，当时他是亚利桑那大学的大二学生。唐娜说：“我们从未想过自杀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因此，当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简直无法相信。”

杰德在新泽西州田园风光优美的普林斯顿长大，是一个幸福、关系亲密家庭中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聪明、幽默，深受朋友们的喜爱。上高中时，他有时会变得孤僻、冲动和易怒，但萨托夫妇认为这对一个青少年来说并不奇怪。杰德有学习障碍，这也是他选择亚利桑那大学的原因之一，因为该校为注意力不集中和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的学业支持项目非常出名。

唐娜说：“尽管菲尔作为森林实验室（Forest Laboratories）的执行副总裁与精神科医生一起工作，但我们对自杀一无所知。关于药物和药物预防的讨论很多，但都很浅显，而关于自杀预防以及青春期抑郁症的讨论几乎没有。”在杰德这件事上，如果唐娜和菲尔了解抑郁症与学习障碍之间的联系，以及它在青春期是如何表现为愤怒的，可能会有所帮助。唐娜说：“我们开始认为自己并不孤单，不可能只有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萨托夫妇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自杀是导致大学生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唐娜说：“我们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怎样才能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因为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

萨托夫妇从杰德在亚利桑那大学的生活中寻找答案。他们了解到，曾经很多人都很担心杰德，包括他的朋友、老师和兄弟会成员。如果周围的人知道应该注意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干预，他可能会被认定为高风险人群。在萨托夫妇与大学校长的见面中，校长在发言时情绪非常激动。他说：“在一所有三万多名学生的学校里，你们要我怎么做？”萨托夫妇离开时决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首先在华盛顿特区召集了一个自杀问题专家小组，成员包括美国自杀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执行主任兰尼·伯曼（Lanny Berman）、匹兹堡大学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专家大卫·布伦特（David Brent）教授、临床心理学家及回忆录《不平静的心灵》（An Unquiet Mind）的作者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以及自杀预防资源中心（Suicide Prevention Resource Center，SPRC）的代表。该小组确定了一种由美国空军实施的很有前景的模式，这种模式减少了自杀、谋杀和家庭暴力的发生率。这是一种全面的、采用综合策略的方法，包括培训、教育、预防服务、政策影响和治疗方案建议，旨在创造一种关爱文化。

他们鼓励萨托夫妇考虑将这一模式应用于大学校园。与美国空军一样，高校也是一个封闭的群体，有自己的领导结构、文化、政策和支持者。因此，该模式为保护情绪健康和预防自杀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

▍杰德的综合方法

儿子去世两年后，萨托夫妇成立了杰德基金会，致力于在空军成熟方法的基础上，设计并推广大学校园自杀预防框架。从一开始，萨托夫妇就以扩大规模为目标，他们无意仅与少数几所大学合作，而是决心改变所有美国大学的文化和实践。他们与SPRC合作，开发了“杰德促进高校心理健康和自杀预防综合方法”，其中包括七项核心战略和数十种相关策略。

其中两项战略侧重于保护情绪健康：第一项是培养生活技能，第二项是促进社会联系。抗挫折能力、坚毅、保持身体健康和调节情绪的能力等生活技能与心理健康和学业成功息息相关。相关策略包括正念练习，以及向所有学生免费开放健身中心以鼓励锻炼。研究表明，孤独和隔离会增加心理健康问题出现的风险。公平和包容计划有助于促进社会联系，同时还可以培训住宿和学术顾问，使他们能够接触并帮助感到孤立的学生。

战略三和战略四的重点是促进早期干预：识别有风险的学生，并增加其寻求帮助的行为。大多数自杀的学生并没有接受过治疗。识别高风险学生的策略包括培训与学生互动的人员，如学术顾问、教师和其他学生，以识别需要支持的学生，并将其转介进行心理咨询，以及把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筛查工具纳入初级卫生保健项目。为了增加寻求帮助的行为，杰德建议开展宣传活动，提高人们对校园服务的认识，并消除寻求帮助的耻辱感。

成功干预的前提是提供适当的治疗。因此，杰德框架的第五项战略是提供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服务；相关策略包括延长门诊时间，以及为学生提供社区内的长期治疗。学校还必须在遵循危机管理程序的前提下提供服务，这是杰德的第六项战略。危机管理策略可以与单一事件有关，例如在学生自杀行为发生后为其提供支持，也可以与持续的危机支持有关，例如通过24/7危机响应热线提供支持。预防自杀最可靠的方法仍然是限制自杀的途径，无论是限制使用屋顶、处方药，还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限制使用枪支；这是杰德综合框架中的第七项战略。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研究与实践部主任霍莉·切斯曼（Hollie Chessman）说：“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为什么需要用公共卫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学院和大学想要简单的答案。他们只想实施一项计划，然后收工……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它是系统性的，非常复杂。我认为，杰德模式的一大优点是，它把校园中必须发生的复杂情况，变得更容易让人们理解。”

NASPA成员克鲁格说：“遗憾的是，杰德基金会的成立是因为杰德的离开，这种情况一直都在发生。”杰德模式的全面性，以及他们同时为校园工作人员和学生提供资源，使该基金会与众不同。”

克鲁格说：“校园管理人员一直在为如何接触学生而苦恼。这是我整个45年职业生涯的印记。”

▍面向学生的推广

2004年，杰德的兄弟会成员罗恩·吉博里（Ron Gibori）参与了杰德基金会的创建。他在基金会成立初期提出了一个与学生建立联系的重要想法：大学校园里的有线电视台MTVU可能是接触学生的理想工具。MTV刚刚结束了“撼动投票”（Rock the Vote）活动，清楚地知道如何通过重要的信息动员年轻人。吉博里和唐娜·萨托开始尝试与MTV合作，并寻求杰德董事会成员拉里·利伯曼（Larry Lieberman）的帮助，他曾担任MTV音乐服务业务的营销副总裁。

尽管麦克菲对其认证项目的影响力感到欣慰，但他也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合格的高校资源更为丰富，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四年制住宿学校。麦克菲说：“我们认为这个认证评估存在公平问题。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应该如何进行系统性的干预。”

麦克菲和他的团队开始与波塞家族基金会（Poses Family Foundation）洽谈，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市的慈善机构，主要关注学习障碍和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该基金会的创始主席谢莉·伦敦（Shelly London）向杰德基金会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思考自己是一个知识型组织还是一个变革型组织。麦克菲说：“她的观点是，如果不成为一个变革型组织，就无法让学校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实施项目。”

与麦克菲一样，伦敦也是从成功的企业职业轨道转至非营利领域的，她的工作重点是战略转型和文化变革。伦敦谈到她最初对杰德基金会的看法时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但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家族企业，甚至是一家独资企业，正处于重要的关键时刻。”

她的尽职调查主要集中在了解杰德领导层的愿景，以及他们为实现愿景而做出改变的意愿。伦敦说：“对我来说，他们很棒，因为他们处于好奇心模式。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型思维模式（growth mindset），领导层愿意尝试，努力工作并走出舒适区。他们希望产生影响力。”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分歧。伦敦说：“我们曾有过多次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这很好。”虽然杰德理事会的每个人最终都同意增加他们“脚踏实地”的支持，但经过大约一年的讨论，才最终确定了杰德校园计划（JED Campus）的细节。

“关于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大家担心开支和可持续性问题，”麦克菲说，“当然，当你作为执行理事或首席执行官，正试图把一个感觉非常重要的想法社会化时，邀请一位资助者加入理事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希望与4000所学校达成合作，”菲尔·萨托回忆起他们的商议。“因此，我们希望有一种无需逐校实地考察就能复制的模式。”最终，他们确定了一种咨询方法，根据该方法，杰德会评估校园政策和实践相对于其框架七个部分的状态，针对需要优先改进的领域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并在四年内通过校园顾问提供辅导支持。

杰德校园计划于2014年启动，当时只有两名校园顾问，随后逐年稳步增长，至2018年已覆盖200所高校。当时，各高校都在公开宣传他们与杰德的合作。麦克菲将这一进展描述为“缓慢而稳定的建设”，与此同时，校园内的心理健康挑战也变得更加严峻。

随着对杰德校园计划需求的不断增长，杰德的资金也随之增加，使基金会能够开始为资源有限的机构提供补贴。到2017年，杰德的年度预算已达500万美元，2018年，在Pivotal Ventures（编者注：Pivotal Ventures为梅琳达·盖茨创立的投资公司，利用不同类型的资金来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数百万美元赠款的支持下，其收入跃升至900万美元，以帮助杰德基金会通过加强评估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规模。

麦克菲回忆道：“他们说，‘听着，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领域，杰德校园计划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项目，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已被验证成功的项目。我们想帮助你们越过这条线，去证明它，并以更严格的方式收集数据……这样，你们就能在2020年后扩大规模。’”

“这是一个非常有机的过程，”米歇尔·穆伦（Michelle Mullen）在谈到早期的杰德校园计划时说。穆伦是杰德的首席设计和影响力负责人，她于2014年加入基金会。在此之前，总部位于纽约市的波塞家族基金会建议杰德开放这一职位并进行招聘。她说：“我意识到，不同的学校可能得到了截然不同的东西，却称之为相同的东西。这样无法真正实现规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德逐步推进校园规划、支持和评估的标准化工作。这意味着以前可自行选择的元素，如基于校园的心理健康战略计划和“健康心理”（Healthy Minds）学生调查，成为了对参与项目高校的必选项。

除了焦虑和抑郁，“健康心理”还收集了自杀意念、孤独、药物使用和服务利用率，以及学生对校园内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的耻辱感的看法。该调查还收集了学生的人口统计信息，使杰德能够评估身份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哪些人可以获得服务以及哪些人认为自己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一项对全国“健康心理”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种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相似，但白人学生寻求治疗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有色人种学生在大学里也更容易感到被孤立。

“数据对推动公平的工作特别有帮助，”穆伦说，“因为它不仅能让我们听到人们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还能让我们从学生的角度了解哪些事情可能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2017年，杰德与史蒂夫基金（Steve Fund）合作，制订了心理健康公平框架（Equity in Mental Health Framework），该框架为高校提供处理其在“健康心理”调查中发现的心理健康种族差异的策略，如聘请有色人种顾问和提供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关怀策略。

通过对政策和实践的基线自我评估、学生调查以及由校园顾问进行的实地考察，杰德基金会以四分制对高校在其框架的七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进行了评分。评估结果进而又为制订战略计划提供了参考，并据此确定每个领域的实践步骤。杰德校园顾问在杰德领域专家的帮助下，利用该计划指导实施工作，并以季度为单位评估进展情况。在整个过程中，校园顾问每月与指定的学院领导会面，这些人管理负责制订和实施战略优先事项的跨部门团队，成员包括负责公共安全、建筑与场地、教务长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的代表。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马卡莱斯特学院劳里·哈姆雷健康与保健中心（Laurie Hamre Center for Health and Wellness）执行主任珍·雅各布森（Jen Jacobsen）表示，正是这种跨部门的方法——她将其描述为“一个为期四年的框架和工具，不仅可以在校园内建立合作，还可以与高校合作伙伴建立联盟”，吸引马卡莱斯特学院加入杰德校园计划。雅各布森说，合作方式对于系统性变革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依赖于任何个人或部门。

奥黛丽·塞利格曼（Audrey Seligman）是马卡莱斯特大学的毕业生，现担任该校的健康促进专家，她领导了一个跨部门团队来减少校园自杀的途径。她与住宿生活部、运营维护部和公共安全部一起，分析如何在校园内45个不同的地点限制自杀手段。作为指导，杰德基金会提供了需要注意的事项列表，团队以此为基础，制订了一份全面的计划。雅各布森说：“我们很容易想出很多好点子，但如果不够小心，实施工作总是会落到保健和心理健康团队成员的身上。很多杰德的工作流程都依赖于这一理念，即心理健康是大学校园中每个人工作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这种持续的、全校范围的参与，各高校可能很难实施其战略计划。田纳西大学马丁分校（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Martin），是田纳西大学系统的一个乡村校区，2021年校园和当地社区发生自杀事件后，该校与杰德基金会展开了合作。当时，马丁分校是田纳西大学系统中唯一一所未加入杰德校园计划的学校。马丁分校学生健康和咨询服务临床协调员詹妮弗·哈特（Jenifer Hart）是杰德校园计划的共同负责人。马丁分校优先加强了与学生群体的沟通，让他们了解可用的咨询资源，并建立了正式的危机响应机制和全天候危机响应热线。哈特说，这两项工作都是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但让她感到失望的是，他们没有在战略计划的其他方面取得更多进展。哈特将目光投向了位于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旗舰校区，并希望能在马丁实施他们的一些举措。“但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员工。我们没有……这是我们最大的不足。”

杰德基金会建议的大多数行动的成本并不高昂，只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因此，哈特特别感谢杰德校园顾问的倾力支持。但她认为，要在马丁分校取得更大的进展，至少需要投入自己一半的时间来推动系统发生改变，而她已经在满负荷管理咨询中心了。

在为期四年的参与中，没有一所高校能完成所有七个领域的议程。例如，马卡莱斯特学院于2021年完成了杰德校园计划，在这个近期让大麻合法化的州里，仍努力在校园内宣传心理健康与药物使用之间的关系。雅各布森说：“这是一场漫长的游戏。”在第三年结束时，各高校将再次完成自我评估和学生调查，从而让杰德基金会能够跟踪政策和实践的变化，并分析在各自校园内及整个杰德校园计划成员学校中系统层面的变化与学生成果之间的关系。

全国精神疾病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NAMI）的首席创新官达西·格鲁塔达罗（Darcy Gruttadaro）认为，杰德的经验可以使更广泛的领域受益匪浅。格鲁塔达罗于2000年加入NAMI，并担任该联盟的儿童与青少年行动中心主任，当时也是杰德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年。她说：“我希望看到他们开展研究，重点关注他们所提供的项目的影响力，让世界了解什么是有效的，并支持其他组织……扩大这项工作。”

2020年，杰德发布了对参与杰德校园计划的各高校在系统性变革方面的全面评估，并计划发布一份有关学生成绩的后续报告。据穆伦介绍，对这些数据的初步分析表明，高校在实施其战略计划与行动策略方面取得的进展越大，学生的成绩就会提高更多。据统计，对学生产生的重大影响包括：对心理健康资源有了更多了解；降低了与寻求帮助相关的羞耻感；降低了焦虑、抑郁、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的发生率。

在分析数据时，穆伦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一项变化会对学生的成绩产生过大的影响。她解释说：“改变学生群体的是累积效应。”实施杰德校园计划后，学生的毕业率和留存率也有所提高。穆伦说：“如果学生感觉更好，他们就会表现得更好。”

▍让学术界参与进来

与教职员工分享显示心理健康与教育及学校成功之间关系的数据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教育使命与心理健康目标完全不同，而非相互依存。雅各布森利用“健康心理”调查数据帮助马卡莱斯特学院的教学中心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马卡莱斯特的调查显示，有经济困难的学生与被情绪压力影响学习成绩的天数之间存在相关性。雅各布森说，这些数据表明了教师了解学生的重要性，以便引导他们获得适合的资源。她说：“答案可能并不总是转介至心理咨询。”

ACE的切斯曼表示：“实事求是地讲，你可以为所有处于危机中的学生配备一对一的辅导员，但这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因为这是系统性的。”她相信“只有让学术界参与进来，这些高校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因此，切斯曼认为杰德今后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为高校教师、教务长——即“学术界”，“打磨信息”。

NASPA的克鲁格说：“如果你在大学校园工作……每个人都处在心理健康危机的第一线。没有人在进入这一领域时认为自己会处于这样的位置，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工作。”克鲁格说，受过学术训练的教师可能会觉得自己特别没有能力为学生提供支持，但他们选择在大学环境中与学生一起工作，而不是在智库工作。“人们没有意识到，通过简单的对话就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克鲁格指出，杰德的《支持学生心理健康的教师指南》（ Faculty Guide to Support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是一份宝贵的资源。雅各布森还帮助制订了教师支持学生身心健康的“低投入”方式的建议。比如，她提出设定晚上9点为截止时间，以阻止通宵熬夜。她说：“不能让人感觉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而进行的额外课程准备。教师不想、也没有资格，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扮演任何咨询角色。”但她说，“社区层面的挑战”需要“社区的回应”。

雅各布森回忆起马卡莱斯特学院的医务主任曾对她说：“如果大学……被期望成为另一种幸福的体验，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上大学时希望自己能茁壮成长，……增加你对自身幸福的理解，该怎么办呢？”雅各布森说：“我只是觉得……我们无法通过个别辅导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但在大学校园里，我们可以对学生生活的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这就要求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都能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

克鲁格赞赏杰德基金会不仅专注于帮助处于危机中的学生，还提出了面向所有学生的“身心健康的上游方法”（a well-being upstream approach），并将其定义为“帮助成年后的青少年管理当下的生活，包括社交媒体、考试、压力和各种事务”。

▍扩展到K-12与政策制定者

杰德“身心健康的上游方法”的一部分是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前就与他们进行接触。经过五年的考虑，杰德于2021年推出了一个面向高中的平行项目。与杰德校园计划一样，在早期，私立学校对杰德高中项目更有兴趣。但与2013年启动项目时不同的是，2021年，杰德不仅从一开始就打算让公立学校参与进来，而且现在也具备了使之成为可能的筹款和推广能力。从蒙大拿州到科罗拉多州，再到德克萨斯州，杰德获得了数位资助者的资助，在不同地区开展杰德高中项目。

面对24000所高中，杰德基金会很快意识到，扩大规模要采取不同的方法。逐一与学校开展合作耗费时间太长，另外，高中校长没有大学校长那样的权威。因此，杰德必须在学区层面开展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2023年，杰德宣布与学校督学协会（The School Superintendents Association，AASA）合作，推出“学区综合方法”（District Comprehensive Approach）。十年前，杰德花费数年时间开发基础设施，以系统地评估和改善其项目在高校层面的影响力，而现在，杰德从一开始就以严谨的态度来验证其学区模式。通过建议书征集（request for proposal，RFP）程序，杰德选择了14个州的乡村、城市和郊区的16个K-12学区，参加为期四年的试点，其结果将为学区计划的规模化工作奠定基础。

此外，随着新冠大流行期间心理健康问题的激增，以及人们对其长期趋势的认识，各州开始针对心理健康进行大量投入，这对K-12学区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影响。扎伊娜卜·奥科洛 (Zainab Okolo) 于2023年加入杰德基金会，担任负责政策、宣传和政府关系的高级副总裁，她敏锐地意识到明智地使用此类资金并证明其影响对维持资金的重要性。她深知，政策的通过和实施往往不尽如人意。

奥科洛说：“在促进心理健康和自杀预防方面，这些投入无法起到任何作用，数据将继续让我们蒙羞。”凭借其项目和评估基础设施，杰德基金会在促进政策制定、实施、影响力评估和宣传之间的正反馈循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此，2023年8月，杰德基金会与州高等教育行政官员协会（State Higher Education Executive Officers Association，SHEEO）共同发起了一项学习合作计划。通过RFP程序，杰德和SHEEO 选择了五个州参与为期15个月的项目，以制定和实施州级学生心理健康政策，并分享研究成果和建议，供其他州学习与借鉴。

杰德参与政策倡导并非一蹴而就。直到最近，他们还觉得自己规模太小，无法产生影响力。麦克·萨托（Mike Satow），于2023年接替父亲成为理事会主席，他说最终是麦克菲推动了这一决定。萨托表示，由于理事会在宣传领域的经验有限，对这一举措的支持“再次体现了‘让我们试一试，看看效果如何，反响如何’的精神……但结果，你知道的，真的很积极”。除了州级政策外，杰德还参与了联邦政策讨论，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SAMHSA）和兰德公司等机构开展合作。他们还主张通过一些特定的联邦法案，如《儿童网络安全法案》（Kids Online Safety Act），以及鼓励学校实施类似杰德校园计划的全面心理健康项目的立法。

▍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

即使杰德的项目扩展到每一所高中和每一所大学，心理健康危机的关键驱动因素可能依然存在，且远非杰德所能控制。前美国众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表示：“很多心理健康组织只是为了照顾和服务其成员。杰德采用的是一种更为全面的方法，他们是整个校园团队的一部分。”

杰德基金会参与了肯尼迪于2023年发起的“进步联盟”（Alignment for Progress）活动，该活动旨在将精神健康和预防药物滥用行业从业者、倡导者、商界领袖、保险公司、政府机构和政治家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团结在“10年 90-90-90”战略的周围——十年内，让 90% 的美国人接受精神健康问题筛查，让90%有需要的人接受治疗，并让90%的人过上充实的生活。

麦克菲说：“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会说‘我压力太大了。我很愤怒，我很沮丧，我因为校园枪击、气候变化、生育权利丧失、警察暴力、种族主义、微侵犯等问题而焦虑不安’，‘我感觉不好，但我认为我的反应是恰当的。世界在燃烧。’”杰德可以帮助学生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伤害，但该组织必须依靠其他人来帮助学生掌控自己的生活。杰德未来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他们的学校和大学合作伙伴向学生传达的公民责任，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社交媒体对青少年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负面影响使其他因素相形见绌；在此方面，答案不仅在于改变学生和社交媒体公司的做法，还要教育有道德的未来科技领袖，而不是让我们摆脱可预防的危机。学校可以在杰德帮助学生反思和提高幸福感的基础上，激励和培养学生在校园之外也能提高他人的幸福感。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正如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穆尔西去年在关于“孤独流行病”在美国成年人中蔓延的警告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对于人民的健康和幸福感而言，没有什么比确保我们建立一个道德和精神基础，以指导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交流更为根本的了。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是消除孤独的最佳良药之一。”

调查显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在某些方面，高等教育正面临着15年前向杰德基金会提出的同样问题：你们是知识型组织还是变革型组织？大学不妨追求一种全面的公共服务教育模式，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杰德基金会一路走来必须学习的东西：明白并同意变革的需求并不能改变学生的成绩，但采用系统的方法做出改变却可以。

艾莉森·巴杰特是麻省理工学院公共服务副院长兼普里西拉·金·格雷（Priscilla King Gray）公共服务中心主任。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4年夏季刊

原标题：Promoting a Culture of Caring in Education